肿瘤切除后, 随访莫大意! 从完全缓解到长期生存, 乳腺癌患者还需要做这些

癌症这病，不少人一听就觉得很可怕，但有些癌症其实预后较好，并不可怕。比如说甲状腺癌，进展缓慢，很多患者终身都不会发病，甚至有人戏称其为癌症之耻。乳腺癌虽然不如甲状腺癌，但也是预后相对较好的一种癌症。

得益于乳腺接近体表的位置和乳腺癌筛查的普及，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率比较高[1]，再加上相对完善的治疗手段，在发达地区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能达到90%左右[2]。

而在诊断和治疗之外，长期规范的随访也是乳腺癌患者长期生存必不可少的一环。

什么是随访？癌症治疗后为什么要做随访？

随访简单来说就是对癌症幸存者的定期复查。在随访中，一方面要评估治疗中出现的副作用，更重要的则是监测肿瘤有没有复发。从这点来说，也可以把随访看作是针对肿瘤幸存者的一种特殊的癌症筛查。

我们都知道癌症是一种易复发易转移的疾病。而且癌细胞的转移并不局限于晚期肿瘤，在早期就会有少量癌细胞离开原发灶，潜伏到全身各处[3]。

这些潜伏着的癌细胞无法通过手术切除，只能依靠化疗、靶向治疗等全身疗法来消灭，但也难免会有漏网之鱼。特别是处于休眠状态的癌细胞往往还对各种抗癌疗法有较强的抗性[4]，容易在治疗中存活下来，导致癌症的复发。

而且，以目前的检查手段，无论是CT、核磁还是PET，亦或是肿瘤标志物等其它检查，都不可能发现患者体内的休眠肿瘤细胞。哪怕是达到了完全缓解，无可见肿瘤的患者，体内也会存在有不可见的癌细胞，存在复发的风险。据统计，手术切除后体内无肿瘤的乳腺癌患者，大约有4.7%会在10年内局部复发，3.0%会区域复发，15.0%出现远处转移复发[5]。

除了原先肿瘤的复发外，癌症患者体内常常存在一些癌症的高危因素，本身也是癌症的高危人群。比如说大约有2%~11%的乳腺癌患者，对侧乳房会再次发生乳腺癌。乳腺癌幸存者患对侧乳腺癌的风险，是一般女性首次患乳腺癌的2~6倍[6]。

无论是乳腺癌的复发，还是新发的对侧乳腺癌，在开始都没什么症状，患者自己很可能注意不到。而定期的随访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这些情况，及时的治疗，获得更好的疗效。

乳腺癌的随访该怎么做？

癌症在治疗后的不同时间段，有着不同的复发风险。通常来说，大部分的癌症复发都发生在诊断后5年以内，5年之后的复发风险就很低了。这也是为什么在癌症治疗中把5年生存作为临床治愈的一个标志。

就拿乳腺癌中最凶险，复发率较高的三阴性乳腺癌来说，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都会复发，常见的复发部位包括脑转移、肺转移、骨转移、肝转移和原位复发[7]。

不同部位的复发也有不同的高峰期。像骨转移和肝转移，在头5年的复发率一直缓慢下降，第6年却有一个骨转移的高峰。而原位复发、脑转移和肺转移，复发的高峰都是诊断后的1~2年，之后逐步下降[7]。总体而言，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复发高峰是诊断后的头两年，5年后的复发风险就很低了。

三阴性乳腺癌不同时间不同部位的复发率

根据不同的复发风险，癌症患者在不同时间段也要以不同的频率进行随访[8]：

在复发风险最高的头两年，建议每3~4个月做一次随访；

在第3~5年间，复发风险开始降低，建议每6~8个月做一次随访；

5年以后，复发风险很低，每年做一次随访就可以了。

随访中发现异常怎么办？

随访的结果自然有好有坏，结果好的皆大欢喜，继续治疗，但如果随访中发现了肿瘤的复发或进展，则往往要更换治疗方案了。

实事求是的说，发生了复发的乳腺癌患者预后是相对差的，但也依然有活得更长的希望。特别是现在，癌症治疗手段日新月异，哪怕是复发的三阴性乳腺癌，也有了免疫治疗、PARP抑制剂，以及最新的突破性疗法——靶向Trop-2的抗体偶联药物等有效的治疗手段。在肿瘤复发后及时治疗，还是可以延长患者寿命，提高生活质量的。

比如说靶向Trop-2的抗体偶联药物戈沙妥珠单抗，相比化疗可以让复发或难治性三阴性乳腺癌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延长两倍，中位总生存期翻倍，疗效十分显著[9]。在肿瘤复发后及时治疗，是可以延长患者寿命，提高生活质量的。

随访莫紧张，心态要放好

对癌症患者来说，每一次随访都像是一次宣判，难免让人紧张。研究显示，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患者会在随访时出现中度或重度的焦虑[10,11]。过度的紧张不但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让身体免疫力降低，甚至增加癌症复发的风险[12]。

对于随访中的紧张情绪，癌症患者一方面要自己放松心态，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体育运动、音乐、与亲人朋友交流等手段缓解紧张情绪。有必要时还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Iqbal J,Ginsburg O, Rochon P A, et al. Differences in breast cancer stage at diagnosisand cancer-specific survival by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Jama, 2015, 313(2): 165-173.

[2]. Siegel, R. L.,et al. (2022). "Cancer statistics, 2022." CA: A Cancer Journal forClinicians 72(1): 7-33.

[3]. Hüsemann Y,Geigl J B, Schubert F, et al. Systemic spread is an early step in breastcancer[J]. Cancer cell, 2008, 13(1): 58-68.

[4]. Park S Y, Nam JS. The force awakens: metastatic dormant cancer cells[J]. Experimental &Molecular Medicine, 2020, 52(4): 569-581.

[5]. van Maaren M C,de Munck L, Strobbe L J A, et al. Ten‐year recurrence rates for breast cancer subtypes in theNetherlands: a large population‐based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2019,144(2): 263-272.

[6]. Chen Y, ThompsonW, Semenciw R, et al. Epidemiology of contralateral breast cancer[J]. Cancer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Biomarkers, 1999, 8(10): 855-861.

[7]. Pogoda K,Niwińska A, Murawska M, et al. Analysis of pattern, time and risk factorsinfluencing recurrence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J]. Medicaloncology, 2013, 30(1): 1-8.

[8]. https://www.esmo.org/content/download/6593/114959/1/EN-Breast-Cancer-Guide-for-Patients.pdf

[9]. Bardia, A.,etal. (2021). "Sacituzumab Govitecan in Metastatic Triple-NegativeBreastCanc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4(16): 1529-1541.

[10]. Lampic C,Wennberg A, Schill J E, et al. Anxiety and cancer-related worry of cancerpatients at routine follow-up visits[J]. Acta Oncologica, 1994, 33(2): 119-125.

[11]. McKenna M C,Zevon M A, Corn B, et al.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reastcancer: a meta-analysis[J]. Health Psychology, 1999, 18(5): 520.

[12]. Conley C C,Bishop B T, Andersen B L. Emotion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in breast cancersurvivorship[C]//Healthcare. 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2016, 4(3): 56.

来源 | 咚咚癌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