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等来过春天

本文授权转自：摩登中产（ID：modernstory）

时光中仍有支撑的力量。

上海上一次大疫，源自长江入海口下一个巨型深坑。

1987年，上海港疏通水道，当年10月，挖泥船在启东江段，意外挖出一个长20余公里，深约3米的毛蚶带。

浑浊冰冷的江水下，数以亿计的毛蚶层叠累积，最开始还能挖出泥，后来每铲下去都是毛蚶。

临近县城闻讯而动，长江之上千帆竞逐，村民动用了所有的农用船、机帆船，以及陆路的三轮车和拖拉机，满载毛蚶，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发。

事后统计，深坑共挖出毛蚶约4000吨，一半以上，流向上海。

毛蚶抵达上海后，运进集市，散入街巷，最后由主妇购买回家，开水烫后，撬开贝壳，配以姜丝食用。

上海人偏爱毛蚶，1988年之前，上海三分之一家庭，每年都要吃毛蚶，而且爱生食，贝肉带血为上品。

意外面世的启东毛蚶，成为冬日传奇，挤走了山东养殖毛蚶，价格也低至两毛一斤，上海人开始成袋购买。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那些毛蚶在江面下日夜被污水冲刷，运输船上有大量粪肥残留，甚至有运输者为保鲜活，用粪水泼喂毛蚶。

疫情阴云不断聚拢，阴云下的上海却一无所知。1987年最后一天，疫情先以腹泻的方式，全面爆发。

当日，上海多家医院，涌入大量腹泻病人，医生询问饮食史，发现绝大多数吃过毛蚶。医院密集上报后，上海全市紧急禁售毛蚶。

毛蚶仍源源不断涌向上海。仅1月6日，交通部门便拦截毛蚶300余吨。此后，毛蚶销售减少，腹泻病情停歇。

然而，少数医学专家却在担忧，甲肝病毒潜伏期比细菌长，一场大流行或将到来。

可惜，因官僚作风和麻痹大意，专家的预警并未得到重视。

1988年1月18日，上海《解放日报》角落登出453字短讯，题为《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

然而为时已晚，第二天，大疫情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到来，大批病人现身医院，他们因甲肝导致皮肤和眼球发黄，黄色成为上海梦魇。

最初，每天新增病人一两百例，很快升为三四百例，继而升至一两千例。1月底，上海单日新增突破1万例。2月1日，单日新增达1.9万例。

3月8日，上海确诊甲肝患者近30万人，这是建国后有记载最大一次甲肝爆发。

采血试管告急，验血人员告急，更告急的是病床，当年上海全市只有病床5.5万张。

危急之下，病房加床，走廊加床，最后车库和自行车棚都被改为临时病房。

即便如此，仍然不够，大批病人自带折叠床，要求立即入院。各家医院走廊中都挤满人，有人排着排着就昏迷倒下。

混乱中，有人磕头求诊，有人砸窗进房，有人朝医生脸上吐痰威胁住院，有人用大便在医院砖墙上写：我要活命！我要住院！

上海一个区卫生局局长，电话里向副市长哭诉：病人那么多，都要住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谣言开始四下流传，说龙年灾年，说病毒神秘，最后传至外地，夸张成上海人患甲肝后，脸掉黄粉，扩散病毒。

上海电视台《医药顾问》编导朱健，去南京出差，一路上无人敢检票，接站人员叮嘱他，出站后不要讲上海话。

那几个月，上海运出蔬菜被扣留，上海生产食品被封存，上海人赴京开会，会场会单独划定区域。

最后，连飞机上标有“上海制造”的食品，都被乘客惊恐扔掉，避之不及。

疫情爆发之后，上海满城都是求药的人。

药店、药房、医疗公司传达室、药厂仓库，到处都排起长龙。消毒用的过氧乙酸，五天涨价五次。

最后无药可抢的人，开抢蜂王浆等营养品，连葡萄糖注射液也售罄。

上海有报纸刊登了四付预防甲肝的药方，结果增印了5万份，但药方很快无用，中药店都被买空了。

《文汇报》称，上海供应全年的170万吨中药材，3天就卖空了，大批药贩从外省奔向上海。

板蓝根再次登场，并成为绝对主角。原价一毛一包的板蓝根，最高时卖至80元。有上海市民追忆：

“那个时候招待人最上档次的就是板蓝根了，到别人家去，不上茶的，直接一杯板蓝根泡上，每个人都喝得有滋有味。”

上海华侨商店门前，板蓝根取代外币，成为黄牛新宠，可换进口香烟。更受追捧是特效药丙球蛋白，一支等同一条万宝路。

绝望的人们用各种方式积攒希望，适应停摆的生活。

公交车上满眼都是白色手套，同一栋居民上下楼不敢摸栏杆，萧条的小饭馆门前立起牌子，“以洁为上”。

入夜的街心公园内，染病年轻人勾肩搭背唱起红高粱，他们感染后不愿归家，宁愿露宿街头。

文汇报老记者，还记得疫情时一个清晨，邻家小孩敲门说，父母多日没回家，小猫不愿吃方便面饿跑了，“小猫还会回来么？”

记者哭了，安慰孩子，“会回来的，它会回来的。”

经历最初慌乱后，医疗机构开始反击。全国医护驰援上海，85个地方单位援助超58万公斤药材。

湖北黄石派出16辆卡车，满载价值200万中成药，风雪兼程，途中还因积雪侧翻两辆。

药材之外，病床难题也在缓解。上海增设1.2万多个隔离点，增加11万张病床，6万医护昼夜工作一线，最后连医学院学生也申请上阵。

新增的病床，设在旅馆、招待所、小学教室和工厂礼堂内。浦东新竣工的20栋楼，也被征用为隔离点。

在曹家渡，病人李达生，住进一处剧场改的隔离点内。

每晚，他睡在舞台之上，幕布低垂，夜晚能听见檐角外的风。

疫情最危重之际，上海政府全市动员，号召“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

当时主政上海的负责人下令，三天内所有甲肝病人都要收治，并安抚同事，“要说责任，都是我的责任”。

彼时，新市长刚调任上海不久，办公室灯火连续两月通宵不灭，他夫人担忧地说：他快累死了。

上海政府迅速推行多种举措，首要便是信息公开。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院长巫善明频上电视，通报疫情实时情况。

广播电视每天十几小时滚动科普，《新民晚报》《文汇报》开辟专栏，专家告知上海民众：生食毛蚶不可取，板蓝根预防甲肝无效，好好洗手是最好的消毒。

1988年小年夜，《解放日报》头版文章，名为《祝君健康，不宜出门》，安慰上海市民：做一段藏龙，将身体养得棒棒的，今后才可大干一番。

透明通报和科普攻势之下，谣言渐渐消散。

当年两会，上海代表团团长，那位新调任的市长，向国内外记者公布患病人数，结尾他淡定说，“肝炎已经下去了，再没有高潮，不会引起恐慌。”

不久后，上海医学专家公布：实验室通过核酸杂交方法，确认启东毛蚶携带此轮疫情病毒。

专家分析发现，上海疫情三个高峰期，均在三个毛蚶食用高峰后的30天，恰对应甲肝病毒平均潜伏期。

未知消散后，上海民众心态渐渐乐观。

1988年2月10日，小平同志动身去上海，出发前，工作人员劝他过段再去，他回应，“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

除夕前夜，他观看上海春节联欢会，谢幕时，他出乎意料地走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并亲吻幼童脸颊。

消息不胫而走，在剧场隔离的李达生回忆，“听到这个消息后，焦虑不安的上海仿佛轻松了一点，大家期盼着春天早点到来”。

1988年除夕平静来临，冷清街巷响起噼啪的爆竹声。除夕过后，每日新增病例数字开始下降。3月，病毒退潮，医院院内的玉兰花抽枝绽放。

那场疫情深刻改变了上海，它变相推动了医疗系统完善，促使了《传染病防治法》出台，也让上海一度成为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最迅速的城市。

在民间，抽水马桶普及，分餐制推广，家家存有84消毒液，上海人精致仔细的背后，藏着对那场大疫的警醒。

疫情后，严顺开等演员排演了滑稽戏《GPT不正常》。GPT是肝功指标，疫情时，GPT升降勾连着命运起伏。

那些人间悲喜，最后凝成台上光阴。灯光下，严顺开说，“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点温情，多一点友爱和理解”。

剧场之外，那场因未知、慌乱、无措而爆发的疫情，终因科学、开明、乐观消散，最后沉在时光之中。

而支撑战胜疫情的精神力量，并未随之沉寂，反而鼓动风雷。

疫情退后，上交所成立，浦东腾飞，开放大门轰隆打开，新市长在会上说，“我们已经揭开这个历史的第一页了。”

黄浦江奔流如常，波涛中藏着《基督山伯爵》的字句：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里面，等待和希望。

这个春天，上海又临疫情考验，病毒学专家常荣山受访时重提往事：

1988 年上海发生甲肝大流行，感染人数达 30 万之巨，但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被消灭了。对现在的上海，我仍然抱有信心。

现在是最难捱的时刻，但时光中仍有支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