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脱发左右的命运：网恋不敢和对象见面，植发后数毛囊维权

记者/陈龙

编辑/雪梨王

提取针在头皮上“打孔拔毛”，噌噌作响。提取手柄高速旋转，发出“嗡嗡”声——在这个约14×8cm大的后脑勺上，机器针头正在提取3500多个毛囊。虽然打过麻药，朱志彬还是能偶尔感觉到神经刺痛。但这些他都能忍，为了弥补“秃顶”的遗憾，他选择做植发手术。

取下的毛囊在无菌盐水培养皿内分离后，朱志彬翻身仰躺，医师开始在他的头顶植发。朱志彬留了个心眼，随着植入毛囊的动作，他开始在心里数数，“1、2、3……780……”。他没数完，就迷迷糊糊睡了过去。两天后，他把植完发的头皮拍下来，开始一根一根“数头发”。不，是“数毛囊”。他只数出了2000多个单位。而按照之前的约定，这家植发机构承诺为朱志彬移植3580个毛囊单位，每个单位8元。因此费用为2.8万。

这可能是中国第一起以“数头发”为依据的植发纠纷案。2020年，朱志彬以头发种植数量未达到约定为由，将植发机构告上了法庭。此后一年多里，他数了七八次头发，把照片在电脑上放大，用画图笔做标记。然而三次庭审，他都败诉了。他不服，至今仍在计划抗诉。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2.5亿人正饱受脱发的困扰，平均每6人中就有1人脱发，其中男性脱发者有1.63亿。脱发之于男人们来说，更像是一个“隐秘的角落”。 其中藏着自卑、惊惧、羞耻、不堪和绝望——有人花费十年、几十年，探索增发或掩饰的秘方；有人因此常年戴帽子；有人将其归罪于基因，与父母大吵；甚至有人想要自杀。

今天上线的由腾讯新闻好雨知时工作室、何润锋IP实验室出品的男性脱发节目《秃然发生》（秃然发生01丨脱发者揪心自白：有人怪父母 有人竟想自杀…），带我们走进了一个脱发男人内心的隐秘角落。这其中，朱志彬讲述了自己数毛囊的故事。而本文的其他两位采访对象——王束和罗林川，也倾诉了脱发给自己带来的困扰。（注：本文不涉及任何脱发形式和产品的商业宣传功能。）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有1.63亿中国男性存在不同程度脱发困扰

“数毛囊”的男人

先剃了头，打上麻药，朱志彬就趴在手术床上。医师开始在他后脑勺上取头发。麻药的作用，让朱志彬觉得“头皮变得很厚”，但提取针的针尖还是会偶尔刺痛。

毛囊是头发生存的皮肤器官，每个毛囊上会长2到5根头发。人的头皮上约有10万个毛囊，也就是20万到50万根头发。然而，朱志彬没有这个数了。30多岁时，他开始谢顶。

朱志彬生于1984年，一家人在北京市丰台区开着一家玉器店。他每天去店里坐班，下午5点去学校接孩子，6点多吃完饭，就开始玩《英雄联盟》，玩到晚上11点睡觉。两年内，他的头发迅速脱落，额头两侧发际线后退，变成标准的“M”形。他把它归结到打游戏上。

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是习惯性用手去摸，“摸着很难受”。2017年，手里刚好有点闲钱，朱志彬决定去植发。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国内在营、开业、在业的植发企业有36378家，成立一年内的有4477家。植发前，朱志彬上网搜了搜，考察了四家植发机构。结合价格、服务态度、环境等因素考虑，他选择了北京东城区的植发机构Y。2017年10月15日，他去做了植发手术。

整个过程持续了5个多小时。

纪录片《秃然发生》截图

植发的基本原理，是将后脑上的部分毛囊取出，种植到前额和头顶的脱发部分。如果在旁边观摩，或看图片，能看到后脑、前脑上有密集的血点。医师会不断擦拭这些出血点。

朱志彬总觉得，手术中提取手柄和针头在头皮上“拔苗”的过程，“很快，很随意”。他试图说明医师的“不细致”，导致他后脑的不少毛囊死了，浪费了。

提取手柄发出的声音，让他想到雕琢玉器的手电钻。医师累了时，也会休息片刻。与此同时，手术床旁边，有两个护士在无菌湿盐水纱布培养皿内整理排放毛囊。朱志彬能听到她们的窃窃聊天。

手术从下午2点多开始，4点多开始种植。毛囊被插入那片秃掉的区域，“就像缝纫机一样”。朱志彬担心Y机构偷工减料，所以从第一个毛囊植入时，就开始数数。但也许是麻药的效果，也许是到傍晚五六点肚子饿了，精力有点跟不上，他数到800左右时，数丢了。晚上7点，手术结束。Y机构叫了一辆网约车，把他送回了家。

第二天拆掉纱布以后，朱志彬让妻子帮忙拍了照片。虽然M形的空白被覆盖了，但他感觉很稀疏，密度不够。6天后去Y机构洗头，回来后，他把缝衣服的线摆成“井”字形，分成9格，又拍了照。两次数的结果，都是2050多个。

他去Y机构讨说法，医师说，不会少种，需要恢复期，几个月后会再长的。一年后，他才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你种多少就是多少，也不会变，怎么还会长呢？”

他再次找到Y机构，“你们种多少就收多少钱，把剩下的1万多块钱退给我完了。”朱志彬做小本生意，8元一个单位，他在乎这些钱。但Y机构否认少种。按照合同，“植发成活率保证≥95%”，否则“可免费2次加密植发或退款”。Y机构提出补种，朱志彬拒绝。他发现，脑后的头发比以前稀疏了很多。“摸着都薄薄一层，哪敢让他们接着再薅？”

植完发的两年，朱志彬的头一碰到枕头，“头晕头疼的劲儿就冲上来，像是脑出血的感觉”。每天睡觉，他只能侧躺，或者把枕头往下拉，垫在脖子上。开始的几个月，他不能吃辣，不能吃肉，洗头也变得小心翼翼，生怕挠坏了头发。

纪录片《秃然发生》截图

2019年，朱志彬开始维权——找3·15，被推到东城区工商局；工商局让他找卫健委；接着又被推调解委。其间他逼着Y机构提供了病历，协调委又让他找工商局。工商局帮忙协调了一次，让双方约好时间，当面数毛囊。

这次，朱志彬的头顶被分成12格。Y机构的医师拿着放大镜和笔，还没数到100，就开始在朱志彬头上“装模作样，乱点”。朱志彬说，后面的护士拿着手机计算器，算了几遍，凑好了数目，告诉他一共3300多。“他们糊弄人都不会糊弄。”朱志彬觉得浪费时间，直接走了。

2020年，朱志彬三次向法院起诉Y机构。因为官司不大，不愿花钱，且认为胜算很大，朱志彬没有聘请律师，均是自己辩护。根据法官指导，第一次民事诉讼被拆分为“违法合同约定”、“服务存在欺诈”两个诉讼。2020年9月，这两个诉讼，法庭均判朱志彬败诉，理由是“该数量（2050单位）系其自行计算得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朱志彬随后对照片做了加工。他在电脑上把照片放大，在每个毛囊上标上红点。为了让法官能够确认，他把每5个红点框成一个方框，“甚至把中间那一绺像是我自己原来的头发也算进去了一部分”，最终数出2942个单位。

但2020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的判决依然不认可朱志彬的计算方式，并称“本院也无法根据照片计算出具体植入的毛囊数量”，因此维持了一审原判。

两级审判前后，朱志彬都和法官做了提前交流，法官认为他数得不对，这数不清楚。朱志彬急了，“这怎么数不清楚，找个小学生都给他数了。”最近一年多来，朱志彬仍然试图改进材料，提起抗诉。他多次找到法官，提出找一个教授植发知识、法院也认可的单位，“我花钱请他们数都可以。”但法院仍然不认可，“没有这样的单位。”

2020年11月的二审判决书显示，法院对朱志彬的“数毛囊”方式不予认可

隐痛

王束没有朱志彬的勇气去植发，但脱发给他带来的困扰，绝不比朱志彬少。30岁那年，王束在恋爱上做了最大的一次努力。整个过程就像一次冒险，让他犹疑、困惑、恐惧，最后终于退缩。

王束是天津人，大学毕业后也在天津工作。2020年5月，他在抖音主播粉丝群里遇到了一个叫张悦的姑娘。两人先是聊QQ，然后是微信，无所不谈。多年来，王束第一次遇到一个恋爱观、家庭观如此契合的女孩。

“她说，男女亲密关系中，两个人既要相互吸引，又要能保持各自的独立。”这正是王束的观念。他觉得这是个“有原则、自律”的女孩。谈到家庭经济，张悦认为，女生要主动担当经济角色，如果不能，要对男生的付出给予赞赏，形成激励性的双向动力。王束觉得，这个女生“独立、自主、大方，有自己的想法”。他感觉“特别好”。

然而氛围越浓烈，越亲密，王束越害怕。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中间那根“暧昧的线”。

他在意的，是自己的形象，准确说，是脱发。聊了三周左右，两人互换了照片。对方是一个长相在“一般水平以上”的女生，毕业于211大学，在体制内工作。王束则耍了一点“小心机”，发去一张遮挡了发际线的照片，“我当时觉得，这么优秀的女生，见了我还不拔腿就跑？”

根据国际汉密尔顿雄激素脱发标准的7个等级，王束的脱发程度在四级，属于中度。如果不加遮盖，可以看到发际线已经在头顶，露出发光的额头。

不施加任何补救措施时，王束（化名）脱发的情况

两人交往中，他极力避免“露面”。张悦曾提出视频通话，王束借口“比较喜欢文字上的交流”回绝。因此，他也很少发语音。有时，双方的聊天氛围显得有些暧昧。比如张悦说，今天有点不舒服。王束本想说，“我给你摸摸头”。话到嘴边，临时改成了“要不要买点药，去医院看看？”接着马上转移话题。

“一到暧昧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自然。”这成了王束的习惯性反应。他知道，如果往前走，肯定要到见面那一步，一见面“基本就完了”。他不愿意发展太快，不愿意看到美梦加速地破灭，“往回拉一拉，就一直保持在朋友线往上一点的关系，可能还不至于断。”

对于张悦，王束又欢喜又害怕。有时他发去信息，对方一两小时都没回，换做别人会失望，但王束却如释重负，“太好了，最好不要回我。”接下来的几天，他又会沉浸在自卑、犹疑、矛盾之中。

一天上午，张悦问王束在干吗，王束回答在看电影。张悦说，自己从津南区到北辰区办事，大概下午2点办完，“感觉你今天也没什么事，要不咱们出来见个面？”

王束立刻慌了。拿着手机，不知道是不是该说“好”。他去了洗手间，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自己。整整10分钟，“越看越不行”。他只能回复，家里有事，要开车带父母出门。张悦表示，“太可惜了”。王束赶紧找补，“改天吧。改天我去南边办事，我去找你。”

如此几次之后，两人关系淡了下来。2020年9月之后，逐渐中断了联系。

“像我这种烂基因，就不要祸害下一代了”

王束的自卑并非没有来由——此前的10年，头发不止一次成为他的绊脚石。

2014年，刚开始工作时，家里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两人约在了星巴克。王束无法忘记对方的眼神，“没事就往我脑袋上看一眼。”他故作镇定，心里知道，肯定没戏了。

事后，对方回复“没眼缘”。但王束很清楚这是借口，问题就在头发上。那之后，他的头发脱落得更加厉害，“如果把头发剃短，整个头皮都露出来。只能把两侧头发留长，然后往中间拢去遮盖。”

脱发开始让王束感到恐惧。他有意地去关注头发。有时洗完头，他会把盆里的水澄掉，数一数掉落的头发数量，发现并没有超出正常人50-100根的掉发量。但脱发趋势无法遏制，他开始出现弥漫性脱发。也就是说，一般人脱发后还会长出新的，而他，掉发后毛囊萎缩甚至死亡，就永久掉了。

2016年，王束谈了个女朋友。那时候，他每天会使用密发纤维粉，让头发呈现出一种浓密的效果。一天，王束开车带女朋友去滨海考试，然后两人到海边玩。一阵风吹来，王束的头发被掀了起来。几年后，他还记得那个场景，“你就想一些比较搞笑的动图，头发‘呼’的一声飘起来，就跟天灵盖直接掀起来的感觉一样。”

王束一阵尴尬，赶紧伸手把头发往下拉。但女生已经看见了。回去的路上，两人没怎么说话。关系也逐渐冷淡下来。

如果说以前，王束还不觉得脱发是一桩多大的“罪孽”，那之后一次次的相亲、恋爱失败，让他对脱发变得深恶痛绝，甚至开始厌恶自己。

王束从19岁开始脱发——这是他自己“倒推”出来的。

大学期间，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脱发严重。后来回看照片，他才注意到，大一大二时，两个额角的头发就逐渐稀疏。当时同学们甚至调侃他“头都要秃了”。

工作时，有同事偶尔开玩笑，“这一看就是领导”；好朋友看到植发广告也会随口问，“你要不去试一试？”王束觉得无伤大雅，主动说，“行，赶紧推荐给我。我正愁找不到呢。”他自黑、自嘲，才能融入社交氛围中。但玩笑过后，一个人独处时，他“心里就不是滋味”。

王束想到了基因——王束的父亲只是轻度脱发，而且是四五十岁之后发际线自然后移，但爷爷和姥爷脱发严重。他判断自己可能属于“隔代遗传”。

2020年9月，在自卑与退缩下，他与张悦的感情结束了。一天晚饭过后，他又想起头发的困扰，顺口问妈妈，“您看我头发现在怎么样？显秃吗？”以往，王束也经常这样问爸妈这样的问题，后者总会说，“并没有”。这次，王束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王束突然爆发了，他反怼道，“没有什么呀没有”。接着他露出头皮，让父母拿手机拍照看看。父母安慰一句，他就怼回去一句。妈妈有些心疼，“小束你这是怎么了？好像吃错药似的。”

“像我这种烂基因，就不要祸害下一代了，让我自己带着去死就完了。”王束哭到崩溃，埋怨母亲就不该把自己生下来，“您把我生出来，又非得让我继承这种基因，您生我干吗哪？”

那天晚上，王束向父母倾诉了许多苦衷——每天早上8:30上班，从家到单位开车6分钟，但王束必须7点多起床。他需要整理头发。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先洗头，洗完吹干，努力往中间拢，还得找各种角度，然后往上面撒发粉，再喷发胶……整个过程要花40分钟。

父母半天没说话。末了，妈妈回了一句，抱怨他上大学的时候熬夜、打游戏，“虽然你脱发跟基因有关，但你自己这些不健康的习惯也加剧了脱发。”王束急了，他举例别的同学也是一样的生活习惯，但人家却没事。他甚至责怪父母的“知识层次”不够，没让他提前注意到脱发问题，“假如从二十一二岁开始就用药控制，可能比现在要轻很多。”

王束当然知道自己是在发泄情绪，但脱发让他产生了对人生的彻底反思和怀疑，也是真的。

采用药物、接发措施后的王束（化名）形象

被脱发左右的命运

“如果能让我长回头发，我愿意砍掉一根小拇指或者一根脚趾头来换。”许多年后，罗林川回想起年轻时候的自卑、惶恐，才发现，自己一生的命运轨迹，几乎都与脱发纠缠在了一起。

1992年，从湖南一所大学毕业的罗林川如愿去了上海一所高校当老师，成家立业，一切看起来都挺顺利，但唯一的问题就在头发。

罗林川是遗传性脱发，无法遏制，头发肉眼可见地脱落，前额从M形发展为“地中海”。一年圣诞节青年教师聚会后，大家拍合影，罗林川笑得很开心。过了几天照片印出来，他一看傻了眼，“头顶一朵毛立了起来，秃头露出来了，脸上又是很夸张的笑。那种对比太明显了。”他大受打击，将自己的头发视为“奇耻大辱”。

但罗林川无能为力。一次在宿舍，洗完澡，他对着镜子整头发。用吹风机吹，用发胶定型，他试图用两边的长发遮挡秃头部分。折腾了一两个小时都没整出理想的样子。他绝望了。

戴了假发的罗林川

课堂上讲课，看见台下学生笑，他就疑心在笑他的头发。于是他用自嘲来释放压力，“老师的头脑好，所以不长毛。”大家更笑。还有一次开学，去食堂的路上，两个女同学走在一起，讨论起各自的老师。他班上的那位女生说，“我的英语老师啊，是头发很少的那个。”罗林川窘得赶紧转身走开。

他变得不自信。教学小组开会，他是组长，却想着往后面坐，“人变得唯唯诺诺，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想说的话不敢说，想做的事不敢做。”有一年，和第一任妻子去温州雁荡山游玩，路上难免要问路，对方一看罗林川，往往一个白眼就走开。只能换妻子去问。妻子嗔怪：“连问个路都不会问。”后来，两人离婚，罗林川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不自信，让妻子对自己产生了不信任。

“为什么这件事落在我头上？”一个暑假，他学着别人剃了光头，发现剃光了也是个“板栗头” （一种类似蘑菇头的发型，罗林川将其类比为“传统年画中小鬼”的头型），依然“丑陋”。他走投无路，甚至想过去当和尚。

那段时间，罗林川见到护发方子就会尝试，先后尝试了20多种土方，还买了各种各样的帽子。为了支付这些费用，他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去校外做兼职。一次追悼会上，其他人对着遗体鞠躬时，只有他戴着帽子，后面人的低声指责让他面红耳赤。

多年以后，罗林川意识到，脱发者往往搞不清楚脱发原因，陷入焦虑，而这种心理压力又会带来恶性循环，导致更多的脱发。

王束和父母最初能想到的办法都是一些民间传说和中医方子：吃黑芝麻，吃核桃，抹生姜，各种洗发水，各种中药……“这些智商税我全交过。”王束说，生姜无效，一天一勺黑芝麻导致出油量更多，吃核桃导致上火，硅胶拍头也不见效。

“中医的说法，就是肾气不足，体虚。所以药方就是一些健脾、补气、固本的东西。”直到2021年，王束还继续喝中药。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使用发粉掩饰脱发的窘况。但2016年海边的事让他心有余悸。他想到植发，于是上网查询信息，尽力搞清原理。一篇知乎的自述文章《脱发折磨人生》，讲述了作者的植发经历，“新植的倒还好，原来的区域继续脱落”，同时讲了植发的许多问题。那篇文章让王束印象深刻，因此他至今没有选择植发。

其实2015年，王束就注意到了米诺地尔、非那雄胺两种药物。他后来反思，这两种药物当时已经有30多年的临床史和丰富的数据支撑，但他并不了解，加上“副作用”的传言，导致他一直没敢用。

王束是一个凡事都要研究明白才实行的人。米诺地尔、非那雄胺两种药物，前者外敷，后者内服。这是目前国际上针对脱发最著名的两种药物。实际上，它们并不能帮助长出头发。米诺地尔原本用于降低血压，但血管舒张有助于帮助毛囊吸收营养，从而保护毛发生长；非那雄胺常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但它可以降低人体内的雄性激素含量，有助于减缓脱发。

在使用这两种药物之前，王束查了大量资料，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副作用”描述，例如会对性功能、生育功能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他被吓到了。接着，他又到美国的医学论坛、中文的知网等网站下载专业期刊文献，综合各方信息才确定：两种药物对性功能产生不良影响的概率只有2%。“药物可以让原生发这一块不再往更加恶化的方向去走。”王束决定开始尝试，“先保证一下存量，然后再看有没有机会弄一些增量。”

的确，米诺地尔使用三四个月后，王束觉得头顶长出了一些小绒毛，但此后并没有大的突破。反倒是口服药非那雄胺，的确有效抑制了头发的脱落。

王束一开始还是忌惮它的副作用，他一度担心自己没机会传宗接代了。但很快，他狠下心来，“管它什么生育不生育，先把头发的情况解决了，后面事再说。”

如今王束几乎算是半个脱发专家，有各种各样的“知识”积累和解决方法。但“知识”来得太晚。他常常后悔，如果早几年掌握这些知识，没准儿早就谈恋爱结婚，每天早上会多出一个小时的睡眠，工作和社交上也会更放得开，“那也许就是另一番人生轨迹。”

“其实一转身，谁在乎你头发怎么样”

罗林川的“新生”则来自于假发。2005年，因为偶然的一次出访美国，罗林川从朋友那里接过一顶假发，猛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此后，他开始在国内做假发代理，后来又创办了自己的假发品牌。2010年，他辞去教职，成为国内著名的假发创业家。但为了消除文化心理障碍，他们一律称自己做的是“增发产品”。

这并非没有道理。从美国引进的假发产品，不断更新迭代，已经极为逼真，“已经到了你想瞒着妻子一辈子都没问题的程度。”罗林川说。他也因此接触到更多有着脱发困扰的人。其中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告诉罗林川，一次下班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地铁，“刚坐下，身边的女子就弹起来，站到一边去。”小伙子羞愧不安，到下一站立刻冲出车门，身后传来另一个人的辱骂，“臭流氓”。

罗林川深知这种耻辱，“什么是猥琐？什么是鬼头鬼脑？无论中外，影视作品、文化心理中，坏人总是和脱发者联系在一起的。”2015年，英国威廉王子访华，网上讨论的都是他的秃顶。2020年热播电视剧《隐秘的角落》中，秦昊饰演的张东升带岳父母爬山，将二老推下山。回家后，他面对镜子取下假发，露出秃顶的丑态，被做成表情包广泛流传。

近百年来，人类社会始终在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残疾歧视等歧视作斗争，将反歧视作为“政治正确”，并立法保护。然而，脱发歧视这种更隐秘的歧视，却大行其道，无人能免。

罗林川生于1969年，年轻时因脱发陷入低谷，中年又因脱发产品成为业界大佬。他的一生，几乎都被头发所左右。但这也让他更加看淡了头发，“所谓的戴假发，就是人品有问题，这种思虑毫无必要。”看到脱发者戴上假发以后变得自信、恢复生机，他觉得就无需解释了。

戴假发的罗林川

王束则从2020年9月开始“接发”，即是把假发用人工方式绑在原生头发上，一根头发又可以绑4根，形成物理增发。实际上也是假发的一种。王束第一次做了3000根，“效果立刻就不一样了，感觉自己的形象整个发生一个质的变化。”此后，他每个月都做一次接发。

经历了半生与脱发的斗争，罗林川常常为当年的恐惧、焦虑和惶恐而好笑，“其实每个人认识的人都有限，跟你生活很久的人，也不在乎你是否脱发。跟你不熟的人，你自己战战兢兢，其实一转身，谁在乎你穿了什么，头发怎么样？”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开，相反，这个时代，“他人目光”的审视带来的压迫力，正在越来越强。尽管发量比以前茂密了不少，但王束也依然无法释怀。“脱发并不可怕，关键是你在人生哪个阶段脱发，这才是最可怕的。四五十岁的人脱发，脱得正大光明。但是你二三十岁的人脱发，感觉你就像是过街老鼠一样，你见不得光。”

2019年之后的两年，王束被逼去相过两次亲，剩下的他都借口推掉，“这么一个全民看颜的年代，你没有颜，至少你得要当个普通人。如果连普通人等级都够不上，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很大。”2020年遇到张悦时，他一直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连普通人的等级都到不了。”

张悦之后，他没再谈过恋爱。现在，他进入一种“不婚主义”的状态，“一个人独处的时间长了，反而更习惯于这种状态。现在也并没有很坏，反而比较享受。”

（王束、张悦为化名。实习生张瑛睿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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