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热消息：重新探讨“医学目的”

美国哈斯廷斯中心在20世纪末发起了全球性的关于“医学目的”的研究与讨论。重点探讨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医学？医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医学应当如何为人服务？以便形成新的优先项目计划。这个讨论也波及中国。《医学与哲学》杂志第一时间参与了，并全程跟踪了研究进展。《健康报》也以“重新认识“医学的目的””为题在1997年4月刊载了相关结论，并组织了国内的探讨。

老掉牙的讨论？重提正当时

医学发展了几千年，值得称颂的近现代医学也春风得意马蹄疾般地进步了几百年。今天，从基因图谱，到多脏器移植，似乎人们无所不能，但却还要讨论老掉牙的医学目的，岂非思维混乱？！其实，正是因为最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了变化），故医学目的这一类核心问题才有必要好好重新审视一番。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笔者一直关注这场讨论。认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重新提出并确定“医学目的”（goals of medicine）具有重要的反思性，甚至是颠覆性意义。20世纪中后叶以来，医学科学飞速进步，传染病基本控制，天花已消灭。因而，医学家产生了错觉，认为只要高科技的不断进步，就能根除任何疾病。但事与愿违，医学领域科学技术快速进步，使医疗费用飙升的同时（整个社会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沉重到来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都感到难以承受），新的慢性病不仅未被消灭，反而增加了。种种因素导致以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癌症为主，其他难治性疾病也同步明显倍增的结局。过去的模式（包括医疗定位等）显然是不够合理的了。

调整，迫在眉睫

最简单的母题，也许最无解。医学目的的讨论，相信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变迁而会有新的解答。但至少过去那些以治愈为宗旨，以征服为手段，以高科技为依托，全然不兼顾其他的模式，行不通了，需要调整更新了！这次讨论，提出了防范为先，从过去的一味治愈（cure），转向同时照顾、呵护（care）等，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

慢性病，不求治愈，更讲究很好地长期生存。

医学不是孤立的，医学是文化的产物。在我们看来，任何医学（医疗）行为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指导下的实践操作。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模式，只不过大多数人“身在庐山中”，无所知觉而已。

“新教思维”的遗迹

很明确，西医学诞生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大陆。严格意义上说，现代西方主流医学是建立在“新教”思想观念上的医疗行为。这种教义的核心是“一神论”，唯我独尊，唯我为对，其余都错，都需要改造／消灭。健康就是“我”的唯一正常状态，其余皆为“异已”，需要根除或征服。因此，汲汲于以“征服”（战争）或“替代”等模式对待自然（外界），试图改造自然，包括改造所有异己的东西（也包括疾病与偏离正常）。说得远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在美国对待世界，包括对待伊拉克、朝鲜、阿富汗，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等的问题上看到类似的痕迹。但问题解决了吗？显然没有，完全没有！

结合到具体医疗中，西方主流医学的模式只有两种：“战争模式”为主，“代替模式”为辅。前者比如在炎症治疗中，想方设法找出杀菌灭病毒药物，“彻底”解决问题，老的武器（抗生素）不行了，出现反抗（致病微生物的耐药性），再制造新武器（新的抗生素），以致今天武器泛滥（滥用抗生素成灾）。后者如在维生素缺乏的治疗及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纠正中，或用合成的维生素A替代，或选用雌激素补充。再典型一点，就是体现在器官移植、输血等操作中。心脏不行，先修一修，通一通，或换一根管子（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或搭桥）；再不行，换心、换肾、换肝，以新的替代之。

成功背后的代价

无可否认，战争模式也好，替代模式也好，都曾经有它的价值，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功绩。其中，战争模式在解决各类外源性的感染和传染性疾病的问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肺结核之所以不再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肆虐，链霉素等可以直接杀死结核杆菌的“武器”的批量生产与运用功不可没。由于医疗领域“战争模式”曾横扫“千军”，所向披靡，因此，主流医学常自觉不自觉地希望借此模式来解决绝大多数疾病问题，这难免招致在许多健康问题上的黔驴技穷。很显然，就像“新教”主导下的美国，没法用“战争模式”彻底改造世界，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难题，或曰征服其他异已文化一样，战争模式也无法解决除外源性感染以外的大多数疾病问题（仰仗抗生素，也只是解决了部分感染性疾病问题）。

须做出改变和调整了 因此，在诸多慢性病治疗中，是到了须改变／调整目的、目标、思路与对策的时候了。

笔者在所著《癌症只是慢性病》里明确提出：对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病，目的／目标均需要重新确定，不应该再汲汲于对病的“征服”，那往往是“不可企及的治愈理想”，“关键在于生存质量”；“目标需要适当调整、适当放低”，“活得更好更长久才是目标”！且是“有质量的生存时间，越长越好”，有时候，“活着就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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