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学家陆蒙吉：春节尽量不返乡是对脆弱人群的保护-全球焦点

当前中国疫情呈明显上升态势，奥密克戎与更多人开始了正式“交锋”，我们也试图更加了解它。

“新十条”发布以来，病毒学家陆蒙吉尤其关心奥密克戎对高危人群特别是农村老人这类容易被忽视的群体的冲击，他强调不能为了“冲”过疫情而一味“推高峰”。在他看来，当下正是关键窗口期，春节非必要不返乡是对脆弱人群的保护。同时，通过科学的数据统计与监测预警疫情发展，是当下制定合理渐进式措施的有效途径。

(资料图)

以下是腾讯新闻《一起来唠科》与德国华裔病毒学家、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的问答实录：

一、重点关注高危人群，不要过分夸大奥密克戎的无害性

问：从个人层面来讲，国内当下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和人群？

陆蒙吉：国内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发现病毒对人体健康冲击还是很大的。大部分感染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症状，其中很多人发烧。按照过去的惯例，有症状后大家会去就医，但现在大家都不去就医了。一般人没有足够的医学知识，不能及时发现病情的危害，从而延误治疗。我个人认为，这是变相的医疗资源挤兑。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现在度过了这个关口，但事实上还会留下一些潜在风险，增加社会及家庭的健康成本。

目前国内没有做好提供足够的基本的药物治疗的准备，因为现在买药都很困难。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还是要非常谨慎。

我们能够做的是，要重点关注高危人群，包括60岁以上的老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不必要就不出门、不聚集，也不要轻易相信所谓“感染后发烧就过去了”这种说法。我觉得目前还是有点过分夸大了奥密克戎病毒的无害性。

奥密克戎本身还是有相当冲击力的。它的传播速度很快，对社会的冲击很大，感染人数很高。

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讲，奥密克戎影响比较小，但是在没有医疗救护之下，有时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采取“无所谓”的态度，特别是在全球疫情条件下，次生伤害是很大的。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不去公共场所，不必要就不出去聚餐，更不要拒绝抗原检测。

在欧洲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奥密克戎其实是非常被重视的一个疫情。因为它会造成大量的伤亡，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死亡和重症，特别是造成医疗挤兑。

另一个问题是医院现在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了。很多医生也感染为阳性，在带病工作，我认为这是不好的。因为医院里有很多脆弱人群，特别是一些免疫功能低下、抵抗力很差的老人，他们本身身体健康就有问题。现在，这类人群和阳性病人或阳性医生待在一起，不可能完全保证病毒不会传染给这些脆弱的人群。这样造成的影响是会非常大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到这种潜在的威胁。

目前，医院是一个焦点，所有的压力都已经到了医院。由于病人在增加，很多医院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告诉病人“你就不要来了”。但我们都知道，拖延对所有治疗都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再无谓地去增加这种负担，给社会和医疗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

12月19日，上海患者在三甲医院发热门诊排队就医（图源：人民视觉）

二、不追求“早阳早好”，应追求“拉平曲线”而不是“推高峰”

问：感染以后复阳的概率有多大？

陆蒙吉：感染以后再次感染的记录是有的，根据早期的一些研究，如果局限于现在的奥密克戎的话，个体感染以后三个月内再次感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感染后人体的免疫系统已经调动起来了。如果病毒也没有突变，那么它再次侵入人体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是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以下的概率。

我不认同“二次感染更加可怕”这种说法。假如个体“阳过”之后再去工作，安全性其实是会提高的，个体再次生病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们也可以比较科学地去调配社会劳动力。

问：如何看待“早阳早好”与“尽快冲过疫情高峰”的说法？

陆蒙吉：我们不能去追求阳性。因为这可能会造成社会疫情加速发展，其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很快地就将病毒传染到高危人群里。如果高危人群一下子感染太多就会压垮医院、导致社会秩序失序，这是我们一定要避免出现的情况。

我们现在追求的应该是“拉平曲线”而不是去“推高峰”。有人认为，现在我们让这个“峰”早点过去不好吗？但不是这样的。奥密克戎的“杀伤力”不一定在于对感染的个体产生一些症状，而是它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人群感染。这就可能会压垮医院，冲击正常的社会秩序。

比如很多人在买不到药后去外地买药，导致边远地区药房被抢购一空；而在医疗资源更加匮乏，特别是在医院救治能力本身不强、老人聚集且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农村地区，农村老人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也会很高，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失序导致的次生灾害。

所以我提倡要对社会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老人负责，一定要把曲线拉长，而不是推高峰，因此“早阳早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12月20日，南京药店当日配额防疫物资已售空（图源：人民视觉）

三、评估医疗资源需求需要科学的数据监测

问：在德国，社会面管控放宽后，奥密克戎对医疗资源造成挤兑了吗？

陆蒙吉：德国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德国分级诊疗机制非常健全。在德国，主要由社区医生来管理普通病人。社区医生有所有病人的病历且对病人非常了解，可以在第一时间提供专业帮助。并且，社区医生的治疗水平也很高，他们不一定对某种特殊疾病非常了解，但他们在一般的健康问题以及疾病分类上都做得非常好。因此，个体在感染以后，可以通过电话求助、直接去社区诊所、或者社区医生上门服务来获得医疗帮助。

另外，德国的救治能力也很强。在平时，能够马上投入使用的急诊室床位有8000张，后来又扩展到两万多张。特别是在早期，当时德国卫生部投入了一大笔钱，准备了三万张用于隔离或急救的床位。这对于八千万人口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数字了。

事实上，即便是在高峰期，这些床位也完全够用。以至于到2021年德尔塔毒株来的时候，德国卫生部已经不愿意再额外增加床位了。因为他们认为德国的医疗资源已经非常充足了。现在，德国的床位数量已经下降了，且新冠病人床位占用率不超过10%。

除了床位，德国医疗服务的人员配备也很充足。奥密克戎来时，医院的缺勤问题饱受关注，但德国当时最高缺勤率也只有8%左右。

问：你曾谈到德国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猪流感）大流行时实施过大流行预案。大流行预案作用如何？如何建立？

陆蒙吉：这个预案主要针对的是流感。预案的大框架是对的，我们设置的非医药抗疫措施，比如隔离、保持社会距离、戴口罩等防治病毒传播的基本操作法都是很成功的。另外，预案里还包括了有关经济社会的一些措施，比如德国政府会给民众发放补贴等。

我认为可以研究一下在这次疫情中，德国在社会经济补贴上是如何做的，因为大家产生“抗疫疲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压力过大。

问：德国面对医疗资源挤兑问题，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中国？

陆蒙吉：实际上，德国的做法是参考了此前英国在疫情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根据德国自身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调整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检测模式改变，更注重于抗原检测。对于60岁以上的病人进行核酸检测，主要用于医疗指导。60岁以下的人群主要使用抗原检测，如果是阳性就需要隔离。

二是对公共场所的人流做一定控制。出入一些重要场所，要求出示免疫绿卡（编者注：德国卫生部2021年曾颁布新冠预防措施“3G“原则，即“已接种geimpft”、“已痊愈genesen”、“已检测getestet”，此处的免疫绿卡为“已接种geimpft”）。在更敏感的地方，还要求出示24小时核酸或抗原检测阴性证明。

三是缩短隔离时间，避免太多人因为感染而不能上班。因为国家或社会的一些重要机构是不能随便停止运转的，所以德国当时就放松了隔离规定，从一开始的隔离14天减少到10天，再减少到7天。最后，个体只要在检测呈阳性5天后再做抗原检测呈阴性就可以重新去上班。这样一来，其实就把病得很厉害且病毒载量非常高、传播力非常强的一些人群给筛选隔离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病毒传播的速度。

这些措施如果不执行，那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奥密克戎在中国各区域的传播速度会超过在德国的传播速度。我们已经看到，奥密克戎的冲击力不只是在于造成了大量的感染和个体的一般症状，而且造成了需要医疗救治人群的迅速扩大。如果短时间内病人数量太多就会影响医疗系统，特别是某些地区可能会压垮医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警惕。

现在国内还缺乏一个准确数字去预警疫情。因为现在已经取消常态化核酸了，抗原检测又还没有作为一个调控指标进行统计和上报。没有这些数字，就很难预警之后的疫情发展，很难评估医疗资源和医疗救护的需求量。这是我们后面可能会面对的最大问题。

12月13日，上海部分常态化核酸检测亭关闭（图源：视觉中国）

问：在德国，传染病监测一般从哪些维度统计、分析数据？

陆蒙吉：最初要求个体如果有症状就应该去做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话就需要上报给卫生局。卫生局每天都会统计上报给罗伯特·科赫传染病研究所（RKI），再由研究所公布数字。到了奥密克戎时期，因为感染人数过多，所以就用抗原检测取代了核酸检测，但需要医疗救护的人群还是继续采用核酸检测。

其他重要的统计数据是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这些数字很重要，德国每天都会通报。结合核酸检测的数据，它们可以告诉我们现在疫情发展在哪个区域比较严重，哪些人群被感染得较多。比如德国的“重灾区”主要是老人院、难民营以及学校等。在有了较详细的统计数据后，就可以比较有目的性地进行防控。

统计数据是很重要的。有观点认为，可以直接用新冠重症和死亡数据来评估疫情发展，这样就可以省去大规模的检测，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现在的疫情发展是呈指数型增长而非线性增长。重症一般出现在感染一周甚至十天以后，如果用重症数据来进行预警的话，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而在这段时间内，住院人数在呈指数型增长，那么就很可能会挤爆医院。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问题再采取措施时，可能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所以用新冠阳性率来指导疫情预警是很有必要的。

四、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面临新冠、流感、RSV三重冲击

问：最近德国面临新冠、流感、RSV三重病毒浪潮，中国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吗？

陆蒙吉：目前德国确实面临新冠、流感、RSV（呼吸道合胞病毒）三重病毒浪潮，冬季是呼吸道感染疾病病人数量最多的时候。

一般认为，3月底是德国流感季节的“终止”时间点，所以必须“挺”过这个时间，让流感病人都能够出院，这样医院接下来才有能力接收新冠感染的病人。因为流感病人和新冠病人所需要的医疗资源基本是相同的，这两类人群可能会竞争医疗资源，因此需要把这两类病发生的时间错开。

RSV主要是对儿童影响很大，每年都会感染一部分儿童。但前两年由于抗疫措施的保护，儿童感染RSV的频率较低。在社会“放开”以后，很多儿童都被感染了，今年德国儿童医院甚至出现了爆满的情况。

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前两年由于封控和对人流的控制，很多人都没有接触到流感或是其他呼吸道传染病，造成了个体免疫力的下降。所以，预计今年冬天呼吸道传染病病人数量会增加，这也是规律性的。

从这一点来看，在这个季节开放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点。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等到“流感季节”基本过去，新冠病毒积极性下降，天气也回暖的3月再进行开放。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有6个月的病毒传播较弱的时间段来“消化”不同的感染疾病。

目前来看，我们很可能遭到新冠、流感、RSV三重冲击，医院的压力会增加很多倍。

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必要继续采取一些管控措施，制定更多的条例来减缓传播性疾病的大规模快速扩散。我们要继续坚持戴口罩，因为戴口罩是一个成本非常小的措施。公众自己也要提高防护意识，因为现在正是疫情“高潮”的时候。年轻人尽管受到病毒的直接伤害比较小，但是会受到其他由社会运转带来的间接伤害，比如来自工作和经济上的影响。

总之，我们取消各种管控措施其实应该是渐进式，而非革命式的。

五、老年人应尽快接种疫苗，年轻人不必过度免疫

问: 为推广疫苗接种，德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中国？

陆蒙吉：德国的免疫接种是分级分批的，原则是主要保护最脆弱的人群。2020年12月，德国第一批疫苗到达接种点后，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通知书。最先接种的是90岁以上的老人。德国的社会共识是，认为疫苗接种是一项社会福利。所以，相对来说，德国的疫苗接种速度还是很快的，但相比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还差了一些，因为这些国家此前受到的疫情打击更大，公众感受更加强烈，接种意愿也更强。

目前，德国大约90%的60岁以上老人都已经完成接种，接种第四针、第五针疫苗的群体也已超过37%。也就是说，德国最脆弱的人群的免疫接种率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这也是目前德国面对疫情相对比较轻松的原因。

但疫苗接种在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最早时讨论认为应该让社会活动最多的人群先接种疫苗。当时认为，群体免疫就是通过足够的免疫来缓慢病毒的传播。但事实上，随着病毒的变异和进化，疫苗保护效果虽然也有，但会打折扣。

此前部分老年人认为“我不接种疫苗好像也不会感染”，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在奥密克戎大流行之下，六个月内基本上所有人都可能会被感染。在德国，人们认为禁忌症才是应该去接种疫苗的原因，除非是特别严重的状态才不去接种疫苗。

我们现在应该鼓励疫苗接种。只有解决应接种但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的问题，我们才可以安稳开放。否则，如果真的压垮了医院，情况恶化到一定程度，我们可能会前功尽弃，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应该努力去做的是让家中老人接种疫苗，而不是着急“出门吃饭”。只有老人接种了疫苗，我们之后才能安心“出去吃饭”。接种疫苗不是一个负担，我们不要轻信在社交媒体里流传的一些虚假信息。

95岁老人成为接种新冠疫苗的第一位德国人（图源：德国ARD电视台网站）

目前国内用的是经典的灭活疫苗，这在前期也做了很多临床实验，证明其是具有一定保护力的。灭活疫苗的功效初步比较可能不如mRNA，但对于有正常免疫力的人来说，接种灭活疫苗完全足够了，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而言。

现在我们紧急引进了一些新的疫苗，但有关这些疫苗功效的数据目前还是很缺乏的。所以我还是更推荐使用安全性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且已知有效的灭活疫苗。现在还有了二代mRNA疫苗，专门针对奥密克戎和原始株。这当然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但因为国内还没有批准，所以普通人现在也不太可能接种得上。

关于疫苗，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和更进一步的研究。在这之前，灭活疫苗也是可以用的。

问：你如何看待打完疫苗后的保护作用衰退问题？我们需要打第四针吗？

陆蒙吉：疫苗接种通常是三针模式。部分疫苗接种一针就有长期保护作用，但大部分疫苗都需要再重复接种两次，最好接种三针，这样的话，人体免疫力就会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接种疫苗一段时间后，人体对某一种病的免疫力下降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身体要应付很多的疾病，免疫系统不可能与一种病毒长久纠缠，这其实是一个免疫调控的过程。我们接种疫苗是为了提前活化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产生抗体。但让免疫系统长期活化是不可能的，不然人体每天都会感觉不舒服。

接种疫苗之后，体内会留下记忆细胞，当下次遇到病毒时，免疫系统会立刻重新活跃起来。免疫系统活化得越快，病毒被控制得就越快。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很聪明的，它该工作的时候会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会休息。

所以，我们不必过度夸大疫苗接种一段时间后免疫指数下降的问题。三针疫苗接种的保护时间一般还是比较长的。但是特殊人群不一样，所以我们提倡在关键时期让特殊群体再接种一针疫苗。比如，每年冬季流感盛行，我们会让老年人在9月、10月再去接种一针疫苗以安全过冬。

现在奥密克戎疫情正在走向高潮，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去提高各个人群的免疫力。对于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我们建议接种第四针加强疫苗。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接种了两针或者三针疫苗其实已经足够了，再接种可能会过度免疫。当然，这是针对群体而言的，个体的特殊情况要特殊处理。

12月19日 ，北京市民接种第四针新冠疫苗（图源：人民视觉）

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区分传播力和致病力这两个概念？是否存在“年轻人感染、老年人生病”的特征？

陆蒙吉：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区分这两个概念，是因为主要的传播人群和最后的致病人群是不一样的。传播力和致病力往往有一定关联，一般是传播力越强，致病力也会越强，因为相对来说其病毒载量高，侵入性强。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病毒传播主要在社会活动较多的年轻人中，年轻人是感染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年轻人首先被感染，然后逐渐扩散到其他年龄层。最晚或最慢感染的是参与传播最少的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但病毒对他们来说是最致命的。

所以，病毒的传播人群和最后受害的人群是两个不同的人群。假如病毒感染以后只“杀伤”那类被感染的人群，那么病毒越传越快，它的致病力就会降低。因为病毒在“杀伤”个体后就不会再传播给下一个人了。有很多病毒的确是这样的，但新冠不是这样的。新冠传播的人群是年轻人，受害的是老年人。

尽管从长远来看，病毒最终是会逐渐走向弱化的，但就目前短时间内来看，我们与病毒的共存还是处于非常不平衡的阶段。我们不能把一个长远的过程用来解释目前两至三年的情况。总的来说，病毒弱化的趋势是有的，但它目前的杀伤力还是非常强的。

六、不能排除病毒在高度传播时出现新的突变株

问：对于中国本轮疫情的后续发展，你目前有哪些判断？

陆蒙吉：因为目前我们的数据是不足的，现在的数据可能也无法体现疫情发展的真正情况。这对于后面的疫情发展判断来说有很大困难，甚至可以说根本无法做出判断。

我们现在能够借鉴的是各个国家疫情发展的时间表，比如南非、英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数据非常清晰。另外，中国香港的数据也可以借鉴，因为中国香港的人口结构与集中率与内地特别接近，当然还要考虑医疗条件问题。

如果以“新十条”的颁布作为起点的话，接下来差不多有一个月的窗口期。因为疫情发展是呈指数型增长的，所以刚开始时会相对慢一些。在持续一个月之后，感染人数会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就像此前的中国香港一样。预计很多地区的高峰期大约会出现在2023年1月。

各地的高峰期出现时间可能不同。目前，由于缺乏准确数据，北京的情况还很难判断。此前管控相对较严的一些地区，如江浙一带，疫情高峰期出现时间可能会晚一些，可能要六个星期以后才出现。而之前疫情本身就比较严重的地区，如河北、广州等地，疫情高峰期出现时间可能会早一点。总体来说，大概在3个月左右，这波疫情都会过去。

奥密克戎传播性太强，只要不是完全封控社会，它都会传播，所以我们只能增加或者减缓它的传播速度。但是我们在2至3个月左右，基本都会度过这个高峰期，这和欧洲的情况差不多。此前尽管欧洲各国疫情“起点”不同、管理不同，但都在差不多3个月时间里度过了疫情冲击。

问：中国还会面临第二波疫情冲击吗？

陆蒙吉：德国当时经过了奥密克戎的不同阶段，从最早的BA.1、BA.2到后面的BA.4、BA.5，但其实第一阶段的影响是最大的。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出现一些新的突变株，但其实这些病毒还是属于奥密克戎，它们的区别不大，致病性也没有什么改变，传播速度也相对可比。

从时间来看，目前很难说什么时候会迎来第二波疫情冲击。因为现在缺乏具体数据，我们更多是依靠各国、各地区疫情发展的情况来进行类比。

在中国，疫情发展的区域性差距可能比较大，与地区的管控能力等有一定关系。另外，疫情对不同人群的冲击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年轻人首先感染，然后逐渐传播到老年群体。此前的德国也是这样的。

之后是否还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疫情冲击目前很难说。不能够排除病毒在高度传播的时候出现新的突变株的情况。此前的阿尔法病毒就是在高度传播时出现的，德尔塔病毒是在印度高度传播时出现的，而奥密克戎病毒是在社会逐渐开放以后突然在南非出现了。所以目前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冲击力更强、致病性更高的全新毒株。

我建议现在还是必须要严格地去监控疫情，还是要对不同地区的传播情况和传播种类进行分析。

很多人认为“越往后感染，症状越轻”，其实这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在过去三年里，病毒的毒性从原始株突变到阿尔法再到德尔塔，其实都是增强的，只是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是在减弱的，且奥密克戎的“杀伤力”还是很强且持续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未来病毒毒性一定会下降。

问：是否可以说“传播越广感染越多，出现新毒株的概率就会越大”？

陆蒙吉：是的。病毒每次传播给下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筛选的过程。每一群病毒分开来看的话，其实都有点不同。随着群体移动病毒会慢慢改变，到最后就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需要担心的。

七、春节非必要不返乡，偏远地区政策放宽步伐应慢一点

问： 你对接下来的春节出行有何建议？

陆蒙吉：现在正是疫情发酵走向高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减缓疫情的发展。所以，我的建议是非必要不出门、不聚会，戴口罩，勤洗手。过去的一些防疫措施，现在仍需要坚持。

今年要特别强调，春节尽量不回家。我非常理解大家春节想回家的想法，尤其是很多人疫情以来可能三年都没有回过家了。但是这一次情况非常不同，年轻人可以在城里聚会，但是绝对不要回老家去。

我们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度过这三个月的疫情高峰期，当然其中就包括了春节。在这三个月里，医疗系统受到的压力是最大的，脆弱人群受到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过去所有的努力和牺牲都可能被我们一时的不理性而毁掉。

12月17日，江苏连云港站，旅客在购买火车票（图源：视觉中国）

问：当下我们在疫苗接种覆盖和防疫措施优化上所付出的努力，主要是为了达到一个怎样的结果？

陆蒙吉：群体免疫的基本概念是，当疫苗接种率到达一定水平后，病毒会传播得非常慢，大部分人对病毒就不再有感知，病毒也基本不再给社会造成压力，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我们现在要达到的目标是，由新冠病毒感染造成的重症和死亡事件不能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冲击，这是底线。所谓的“拉平曲线”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以后不是没有感染，也不是没有重症和死亡，而是要把病毒对社会的冲击尽可能降低到最小。

那我们能承受的重症和死亡的数字是多少呢？这取决于我们的医疗救治容量。对于中国而言，需要注意的是区域的不平衡性。所以，我建议各省各地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评估和调整，特别是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偏远地区，开放的步伐要慢一点。现在各地医疗都“自顾不暇”，很难再像原来一样全国支援一地。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如果贸然开放，受到的打击可能会很大。

我们现在要尽量提高疫苗接种率来减少医疗压力。我们不能放任疫情冲击，否则可能会对社会造成长远影响。比如，一些老人感染之后尽管没有出现死亡，但身体健康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此以往，会给社会和家庭造成严重医疗负担。

我们现在不能贪图一时的简单，不能认为我们“冲”过这轮疫情就行了，而要把眼光放长远，尽可能减少疫情对社会的冲击，为未来减轻负担。

问：人类有可能消灭新冠病毒吗？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带来哪些长期挑战？

陆蒙吉：短时间来看，我们在三五年内消灭新冠病毒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从长远来看，消亡病毒不是不可能。目前来看，新冠病毒不是非常危险，假如是非常危险的病毒，那么我们会花很大力气把它消灭。我们以后很可能不会再去特别防控新冠病毒，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小感冒”。“小感冒”冠状病毒在历史上已经有4种，它们天天生活在我们周围，但我们现在也不会刻意去防控它们。未来，新冠病毒可能就变成第五种“小感冒”病毒，长期与我们共存。

但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不排除在中国这个疫情发展阶段出现新的突变株，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困扰。所以，我认为现在进行适当管控还是很重要的，不能任由疫情发展，特别是要紧密关注新的突变株的出现。

随着全球人类免疫力的提高，尽管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反复或是新毒株的出现，但最终新冠病毒会像其他冠状病毒一样成为一个小的感冒病毒或者流感病毒。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度过今年冬天。到了明年夏天，感染依然会有，但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根据现在的经验，到了明年冬天新冠感染人数可能又会上升，但不太可能出现像今年这样的紧急情况。如果明年再出现买不到退烧药等情况，也不是新冠病毒的罪过。

问：你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陆蒙吉：我们接下来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急躁，不要恐慌，但也不能轻视疫情，要重视疫情带来的长期伤害。重症病人在感染新冠后，即使没有造成死亡，也可能对社会和家庭带来额外的医疗负担。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将来会后悔的。

我们要科学地度过接下来这三个月的高峰期，不要轻信谣言，尤其是与疫苗有关的。我们还要有社会责任心，不要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做法，要平稳度过这段时间，避免疫情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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