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某宇自杀背后:为什么孩子们的求救声不被听到?-每日热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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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苏惟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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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徐卓君
失踪 100 多天之后,15 岁少年胡鑫宇被认定系自缢死亡。如同早前发生的类似悲剧,我们在事后总会追问何以发生?
他失踪后,当地发动上千人寻找,大量网络主播扑进县城,单条相关视频的播放量达百万。然而,在他生前,这个15岁少年的心声无人察觉,遮蔽在他人“内向”“孤僻”“上进”“乖巧”的形容中。
他不是没有发出过求救信号。事后,当地警方寻找心理专家,通过访谈和分析,识别出少年的厌世和轻生倾向。
无论是在和父母的电话中——一天内三次哭诉不想读书想回家,和同学老师的交流中——表示学习吃力压力大休息不好,在课堂笔记中——“如果我不活了,将会变得怎么样?”,胡鑫宇都曾流露出悲剧的先兆。
但几乎所有的环节,都错失了他的呼救声。
多位接受访谈的心理咨询师告诉《知识分子》,他们经手的多个案例中,孩子们多多少少都曾试图发出求救的信号。
在拥有诉说痛苦情绪的能力之前,一些孩子已经真实地感受到了痛苦,身体直白地做出了反应,冒冷汗、发抖、拉肚子。
一些儿童试图笨拙地表达,一个小孩说,“我觉得不舒服,我一直想哭”。另一个小孩问咨询师,死是不是就是蛇蜕皮 ?
语言表达之外,一些孩子表现出不想上学,易发怒。
但成年世界中,这些信号被否认和漠视了。家长们习惯说,“小孩子哪有那么多心情不好”“太脆弱了”。
快要溺水的孩子试图把求助声放得再大一些,一些成年人掏掏耳朵,只觉得吵闹,“叛逆”“不听话”。
“一个孩子绝不仅仅是因为被家长打了两巴掌,决定去死。自杀问题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情况。”一位多年从事自杀干预的精神科医生强调。
另一位参与自杀干预的志愿者将预防和干预系统比做一张网,家庭-学校-医院-机构-社区理应将产生自杀意念的孩子兜住。
一些孩子被兜住了,但一些没有。
1
成年人构建的童年图景:“孩子没有痛苦”
讲述自杀意念的孩子,年龄在不断前移,“变得更年轻了。”
张斌曾任深圳康宁医院危机干预副主任,这几年,他做危机干预培训时,加之来自学校和家长的报告,念小学的孩子已经出现自杀意念。
其他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也都报告了自杀意念低龄化的趋势。
2019年的数据显示,全世界 10% 至 20% 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卫生方面的疾患。占总数一半的精神疾病初发于 14 岁前。自杀是 15 至 19 岁青少年的第三大死亡原因。
一项 2016 年的研究显示,研究者对中国 13 个地区 12733 名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杀意念进行调查,其中 32% 的儿童和青少年报告有自杀意念。
在报告自杀意念的孩子中,9~12 岁的孩子占 27.67%,13~15 岁的占比为36.93%,16~18 岁的为 33.89%。
另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2016 年,在城市地区,10~14岁儿童发生自杀死亡率大幅上升,从0.24/10万人升至0.98/10万人,但15~19岁孩子的自杀死亡率有所下降。
然而,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在很多成年人的认知中,孩子是没有痛苦的。即使摆在他们面前的痛苦如此清晰深刻。
一个 11 岁的孩子跟母亲走进精神科医生的诊室,袖子下的伤口已经结痂,她自己割的,母亲跟医生开场的表述是,“孩子青春期,闹小情绪。” 医生注意到,孩子撇了下嘴,把头扭过去了。
另一个即将升初中的孩子哭着跟家长说,“没有人跟我玩”,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去念书的,不是去交朋友的,你好好学习,自然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
张斌发现,很多家长愿意寻求帮助的首位原因是“孩子成绩下降”,而非关注情绪本身。
一些年龄小的孩子无法识别自己的情绪,更不要说用语言将其表达出来,情绪问题会表现得更为具体:比如考试前拉肚子、发烧。
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孩子的日常功能已经受损,比如失眠、注意力难以集中,失去做事的动力。
但在另一端,家长们意识到情况变得不好,是察觉到孩子成绩出现问题,或者老师反馈孩子最近上课状态不好。由此,其他的问题才被注视到。家长们走进诊室寻求帮助,询问需要做些什么,以此改善孩子的成绩。
一些讨论会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出发,阐述儿童青少年的大脑发育构造,孩子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但同时缺少处理、控制情绪的能力。对于恐惧和压力,儿童和青少年的反应也比成年人强烈许多。相比成熟的大脑,青春期的大脑应对压力的工具少很多,从压力回归正常水平的时间也要更长。
在关于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杀风险因素中,研究者发现,孩子被裹挟在人际交往、学习焦虑、家庭照料方式、创伤事件中。但回到现实,孩子感知到的痛苦往往被当做成长过程的注脚,成年人用“想吸引注意”“淘气”“不听话”把一切遮蔽。
陈映芳在《图像中的孩子》中提到,关于“童年”的图景,更多是成年人基于社会文化和自我认知进行构建的,许多陈述中,作为主体,孩子本身反而失语。
“成年人作为过来者,往往以孩子世界的洞察者和代言人自居,事实上,他们并不能摆脱成年人的立场,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孩子世界的一切。”
在医生的诊室里,你会发现,成年人的困惑也如此真实:“你不用担心生存问题,没有挣钱压力,只是需要学习,有什么压力/担心/焦虑/痛苦呢?”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童年,但成年人对童年的想象依然浪漫璀璨。童年仿佛是成年状态的对照 —— 成年人有多少烦恼,作为精神故乡的象征物,童年的图景就有多无忧。一种认知迷思是:即使孩子会感觉到难过,但也会毫发无损地经过,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
痛苦不被看见和承认,何谈支持?
张斌说,“我们讲儿童青少年的自伤和自杀,二者本身没有因果关系,但对于一个有自伤行为的孩子来说,这已经意味着他/她内心存在痛苦,也意味着他/她没有常规的健康安全的手段处理情绪,一旦这一方法都失效,又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法,手段会升级和更加彻底”。
2
当家庭成为博弈场
医生和咨询师们捕捉到,当被告知孩子处于抑郁状态,甚至存在自杀意念时,家长的第一反应是羞耻。“不可避免地想,我怎么养出这样的孩子?”
类似的话语和对峙反复上演,“你成天说死也没有死,就是为了吸引注意”“有本事你就去死”。在张斌看来,此类话语的背后,是家长希望以此证明,“孩子存在自杀意念是假的”。
甚至,孩子在外表达痛苦也被认为是对家长权威的消解。一个女生曾跟老师讲述自己面临的困境,老师跟家长沟通之后,回到家,母亲说,“我对你那么好,你在外面说我坏话。”
但否认并不意味着情绪的消亡。
家长们的态度折射出整个社会对自杀的迷思。世界卫生组织 2014 年出版的《预防自杀-全球要务》中罗列了关于自杀的错误认知,比如 “谈论自杀不意味着会去自杀”、“谈论自杀会被理解为鼓励自杀”。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中写道:
“人们谈论自杀可能是在寻求帮助和支持,许多谈论自杀的人正在经历焦虑、抑郁、绝望。”
“由于围绕自杀存在普遍的耻辱感,许多讨论自杀的人不知道该向谁诉说,公开讨论自杀不仅不会鼓励自杀行为,反而给了这个人其他的选择或有时间重新考虑其决定,从而预防自杀”。
包括家长在内,自杀变得隐晦不可谈论,当他人展现自杀意念时,我们缺失应对手段。基于此,羞耻、否认、逃避都是可以想见的。
即使孩子已经发出求救信号,但他们是否能够得到治疗和干预,决策权还在家长手中。
接听自杀热线的志愿者们反馈相似的案例,求助的孩子们表示自己很痛苦,但家里人对此的反应则是,“你就是矫情,其实没有病。”
即使到了医院,医生们也发现,治疗的推进困难重重,受制于家长的认知水平和经济条件。
一些家长走进诊室,只是因为“这是学校要求的”,家长希望医生开一张没病的诊断,让孩子顺利复课。还有一些家长上网查询之后,拒绝药物,理由是“对孩子大脑不好”。
一位未成年人在网络上咨询心理咨询师,她拿到了重度抑郁的诊断,但家长对此的态度是“自己调节就好”。她希望获得帮助,怯怯地问年轻的咨询师,“我可以给你打欠条吗?”
但现实的困局在于,很难有医疗机构或个人能够绕开家长,为未成年人单独提供医疗支持。
这是摆在医生和咨询师面前的困境。他们注意到,一部分孩子逐渐有独立的意识,察觉到痛苦,也有求助的意愿,但同时,他们又必须依靠家人生存。“面对不理解不支持的家长时,原本就得不到专业支持的孩子会陷入更强烈的冲突和痛苦之中。”
3
失灵的系统
一个理想的危机干预系统是,当一个孩子存在自杀意图时,身边的人能敏锐捕捉到,从而进入医疗系统进行干预和治疗。
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自杀干预,家庭之外,学校被认为是另一个需要重点响应的场域。近年来,教育系统自上而下提高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各个年龄段的在校学生,许多人都被要求填写心理量表。
从理想层面,一个有自杀意念的孩子如何被识别出来?
最初的量表并不会凸显自杀,而是进行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等方面的筛查,对于评分异常的个体,专业的心理老师通过面谈,评估自杀风险。
然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一些学校的筛查失灵了。
集体主义的影响下,孩子并不希望自己被当成“异类”,这意味着他们人际关系将面临损伤。
另一方面,被标记出来的孩子,会被认为是危险因素,学校参考医生的诊断,往往会安排学生休学。
秦河(化名),一位为北京学校提供心理支持的咨询师说,从学校角度,休学是一种不带褒贬意味的人生选择,希望孩子能不考虑任何问题,以治疗疾病为主。
但从学生和家长的角度,休学意味着失去社交、生活和学业陷入一段时间的停滞,这更像一种“惩罚”。
一些孩子将视线投向网络。陌生的网友或者自杀干预热线的志愿者接到了信号,但尴尬之处在于,他们很难在现实中帮到那个急需帮助的人。
张小榛长期关注心理危机干预,她也是医疗健康领域的写作者。2021年,她曾经历的一个案例,几乎直观展现了干预系统的另一尴尬之处:并非没有求救,也有人识别到信号,事前也曾预警,但在防护网中,16岁的女孩还是漏了下去。
女孩曾多次给张小榛,这位信任的网友讲述自己的自杀念头,网友穷尽一切劝说对方就医,但都以失败告终。
“她说,家人对精神医院有着强烈的耻感;我劝她去看心理咨询师,她说家乡是小地方,没有;我用心理 APP 查给她看,可以线上咨询,她说没那么多钱。我建议她跟家长老师沟通,她说这不可行。”
女孩说,不想活的念头始终无法告诉家长,担心家长会更激动,说些不该说的话。
在女孩进一步谈论“挑地方”后,张小榛拨打了自杀干预热线,志愿者表示,只能对本人进行干预,对于不是本人的请求,爱莫能助。她又想办法要来了女孩的电话和地址。
女孩表露要买衣服,“明天就是终点”的时候,张小榛报警。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回了电话,称已经联系到家长,家长说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
那一晚,女孩又打来电话,她独自在一个房间睡觉,没有人陪伴。凌晨四点,悲剧发生。
事后,女孩的妈妈联系张小榛时,这位网友讲述了女孩生前的抱怨和不满,母亲说,不可能,都是她幻想出来的,孩子从小到大跟我们关系都很好,很乖,也很乐观。
对于警察事前的电话,家长的解释是,“以为是骗子”。
我们对每一场悲剧的事后复盘,总能从那些“乖巧”“听话”的缝隙中察觉到异常,比如孩子回避社交,失眠、经常哭泣、表达人生无意义等等。
但我们无法苛责个体疏失,在整个体系中,自杀都是禁忌不可谈论。
张斌提到,在自杀事件发生后,他们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是,postvention (事后介入),对自杀者身边的老师、同学、家长进行分级干预。但会不会做,要看学校有没有这方面的认知,即使他们能进入学校,有时校领导的态度也是,“悄悄做,不要搞大了”。
4
沉下去的孩子
当我们谈论,孩子的求救信号为什么落空时,还需要面临的一个现状是,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表达本身就存在困难。
研究者发现,亚洲文化中,当个体遭受痛苦时,会表现出更多坚忍。公开抱怨的人被认为社交能力差。孩子往往会从上一代身上习得处理情绪的能力,他/她们被要求,当一个人感觉到悲伤和痛苦这样负面的情绪时,不应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注意。
张斌在中美两地的实践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危机干预的视角中,专业人士一直强调孩子需要社会支持。但在中国和亚裔家庭中,他发现,孩子往往会表达自己有朋友,但不愿意联系朋友获取支持。“我觉得他也很忙,也要学习,我就不要说了。”
“中国孩子的向内攻击会更多,他/她们会表达出自己不值得,个人没有价值,会担心讲述困境给别人增加负担。这意味着,这些孩子获取社会支持面临更多阻碍。”
如果说,一些孩子表达的信号是“叛逆”“非主流”,另一些孩子在“乖巧”和“内向”中无声无息地从童年和青春期挤出去。
一个有过自杀意念的孩子提到自己痛苦和敏感的青春期,她躲在被子里哭,感觉到强烈的孤独,想过很多次自杀,甚至感觉自己已站在边缘。但这些都不曾被外界察觉。
她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一切好像不曾发生。父母和朋友聊起,骄傲地夸她,“都没怎么经历青春期,不叛逆,不让人操心。”
还有一些孩子,没有趟过青春期,他/她们像胡鑫宇一样,沉了下去。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
1.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11/1045021
2. Tan L, Xia T, Reece C. Social and individual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deation among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ultilevel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8, 53(2): 11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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